我國新能源最初的發展與農村密不可分。1974年8月30日，病房中的周恩來總理打電話到中央專門技術辦公室，詢問太陽能應用情況。中央專門技術辦公室記錄了周總理電話的內容，大意是：“請你們和中國科學院將利用太陽能的問題寫一個比較詳細的材料，內容包括當前的情況，如衛星上使用的太陽能電池，報上已公布的太陽灶等研究和使用成果、前途展望，我們在這方面有什么打算和安排等，搞細一點。請你們報告陶魯笳同志（時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、政委——編者注）并通知有關單位共同搞�！�

正是由于周總理這一個電話，中國科學院牽頭組織調查，并成立了全國太陽能協調組，后來由胡成春牽頭撰寫了報告以及后來的《全國太陽能科技發展十年規劃》。

20世紀80年代，我國首次將新能源納入國家科技攻關計劃，開始起步推動中國新能源的創新發展。那時候的新能源如同一張白紙，不像現在這樣舉足輕重、萬眾矚目。

1983年，當時的國家科委提出了新能源發展的“十六字方針”：因地制宜、多能互補、綜合利用、講求效益。

發展初期，由于資金有限，新能源的發展要以“小型”為主，風能是從幾十瓦的微型風機做起，太陽能則是從集熱器開始發展，此外，光熱、光伏、生物質、潮汐能和地熱能，也都提出了一些發展任務。

改革開放初期，新能源被認為“遠有前景、近有實效”，“遠有前景”指未來能用得上，但是何時能迎來發展機遇、有多大發展規模，在當時都是未知數；“近有實效”主要在于解決農村的能源問題，比如太陽灶和沼氣。

新能源發展起步的大背景是石油危機，也是在“對外開放”中不斷成長壯大。

1982年，在美國密西西比州諾克斯維爾的世界博覽會上，中國送去的一艘小型太陽能龍舟博得滿堂彩，這標志著一個重大的轉變。在那次博覽會前，聯合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會議于1981年在肯尼亞的內羅畢召開，中國也派代表團出席，會議通過了《促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利用的內羅畢行動綱領》。從那時起，新能源就進入了全球的視野，與此同時，中國新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也開始密集地展開。

當時，我國建立了第一個國際化新能源示范村——北京大興義和莊新能源示范村，引進了德國的光伏、光熱、太陽能集熱器、風力發電等眾多技術，發揮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

1988年，中歐合作的“大陳島互補能源系統項目”之一——元寶山風力發電站開工。自此，我國開始引進歐洲的大型風機技術并開啟國產化進程。直到21世紀初，國產風機才開始逐漸取代國外產品，逐漸占據國內的市場。

作為“七五攻關項目”的多晶硅，在起步階段也得益于技術的引進。當時引入了意大利的技術，同時在云南、浙江分兩條線分別生產原料和多晶硅電池，最終帶動了我國多晶硅的發展。

中國新能源的成長在國際合作中獲益，既包括項目的合作與技術的引進，也包括政策的借鑒。比如，我國在制定《可再生能源法》的過程中，借鑒了國外諸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；在開拓兩個市場、加強國際合作、實施能源轉型升級的過程中，更是學習和汲取了國際經驗。